■广东电台特派北京记者 鲁力
游泳1.5公里、自行车40公里、跑步10公里,这是奥运会的铁人三项运动。我并不知道,原来自我开始奥运报道后,我也同时参加了铁人三项。不过,我的铁人三项是:卡位、判断、负重竞走。
卡位卡位,也包括走位。主要是为自己采访选择最佳位置和不受其他媒体的干扰。每次采访的记者人数都不同,而卡位的安全级数也会根据现场情况而制定。我经历过需要采用最高级别的卡位出现在采访女子体操夺冠的现场。创造历史的一天——8月13日早上,在国家体育馆。中国女团顺利夺冠,在颁奖仪式后就会走到我们的面前接受采访。这时候,在混合采访区的区区10平方大的空间内,挤了将近50名记者。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、韩国KBS、SBS、香港有线、亚视、北京、天津等将近20家电视台,他们都至少有两名记者在场。而我,就只有我和我的背囊。为了抢占最贴近采访对象的位置和对抗众多摄影脚架,我将背囊扔在身旁为我赢取空间,左手拿起采访机,右手拿起相机,扎稳马步顶开身边的同行。当采访对象——女团教练组组长陆善真即将来到面前时,我感觉到身后的人潮在不断涌动,马步终于起作用了。我以不变应万变,扎了20分钟马,完成了1分钟的采访。但明显不够,当陆善真走到混采区另一边的时候,我把地上的背囊往前一踢,自己顺势把话筒递了过去,又扎着马采访了一分钟。应该够了。在随后的女团六位成员经过的时候,我把刚才的动作又重演了一遍。下午,当我从国家体育馆走出来的时候,双腿一直在抖。
判断判断。就像摄影师一样,预判采访效果最佳的一刻,捕捉下来。判断也是一种赌博,不成功便成仁。我的代表作是杜丽夺得第19金和李宏利痛失金牌的采访。杜丽的压力,我感受得到。我知道,今天杜丽不容有失,所以当她进入决赛场之前,我已经卡好位,一切只待杜丽的出现。最后一声枪响后,杜丽现身了。一出来,一位在我身旁已经酝酿好眼泪的电视女记者紧紧地将杜丽抱紧,就在这一刻,杜丽失声痛哭。哭的是委屈和幸福。我抢在女记者前问杜丽:“四年前的首金,到四年后同一天的第19金,感觉有何不同?”杜丽哭着回答了失落首金四天来的煎熬和感想。答案也许你能从电视上找到,但杜丽的哭声却是独家的。当然,事后那位女记者擦干眼泪还指责我破坏了他们的电视画面。一切都不重要,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了。男子77公斤级举重的李宏利憾失金牌。他强忍泪水接受采访,那时我知道,当他到我面前的时候就会崩溃。他在经过前四个电视采访区的时候勉强支撑着。但当经过观众区,所有在场观众一起安慰他的时候,他果然捂脸痛哭,我递上话筒:“你有遗憾吗?”李宏利: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,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我没有遗憾,我已经尽力了!”我承认自己的残忍,但我必须这样做。
负重竞走 负重竞走。这不是一项单纯的体力运动,因为当体力耗尽的时候,唯一的支撑就是精神。我无法找到代表作,因为我从不计算行走的路程,只会计算行走的时间。时间就是生命。北京的夏天炎热、曝晒。偌大的奥林匹克公园需要步行去每一个场馆(当然,可以等电瓶车,但那会浪费时间)。每天我行走的路程大约是3小时。肩上的背囊无法称重,里面装着电脑、采访机、两台相机、两本字典厚的媒体指南、一叠资料、移动硬盘、MD机、一叠MD碟、伞、水、笔记本和一些琐碎品,沉。8月6日晚上,背完一天,肩膀剧痛。不过还好,习惯了。 我参加的铁人三项赛虽没有赢得金牌和掌声,但赢得了真情实感和宝贵的经验。我想,这是我对奥运会做的力所能及的事情吧。(照片由广东电台北京报道组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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